在 1978 年开始转型之前，政府运用财政拨款来支付投资款和营运资金，因此国有企业不必承担任何资本成本。
前面提到，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会降低社会流动性，人口老龄化会降低社会流动性，但是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和老龄化其实都是经济发展阶段自然变化的结果。考虑到中国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仍然还是不够大的。
流动人口中最突出的一部分是外出农民工，也就是离开本乡镇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目前是1.72亿。我国有两个城镇化的指标，一个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得到大幅度的提升，目前已经接近65%。具体到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这三个领域都有自己的职责、都有作用可以发挥，三个领域还应该协力做出贡献。首先祝贺中金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共同写作的《迈向橄榄型社会》一书的出版，这本书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公共政策选择等各个角度进行了非常完美的阐述，它的很多观点和论证都和我自己的研究密切相关，我们也共享了很多相同的观点。此外，在某种程度上我国也着眼于促进社会流动进行了相当多的改革，比如在户籍制度上也进行了很多改革。
这部分人的大规模流动，可以使资源在更广泛的领域中得到重新配置。另一方面，从需求侧可以通过增加居民的收入和缩小收入差距，大幅度扩大消费，这可以保障我国的需求不断扩大，从而形成庞大的国内市场。涉及商业秘密的数据安全难以保障，不想转。
受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条件制约，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多重困难，主要表现为，前期生产流程再造和设备更新的投入高，不愿转。鼓励平台企业、龙头企业、链主企业在推进上下游数字化过程中，加强对中小企业专业技能人员培训。制定和完善企业数据安全的法规条例，保障中小企业数据资产权益和涉及商业秘密的数据安全。中小企业占我国企业数量90%以上，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不仅有利于构建制造业全链条全流程全要素的数字化生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自主可控能力，培育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而且有利于对冲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激活创新生态，提高生产效率和盈利水平，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依托高等院校开办面向中小企业的培训项目，为中小企业培育一批既熟悉生产工艺和企业管理又掌握信息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当前，我国数字化转型正在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扩展，先进的传感技术、数字化设计制造、机器人与智能控制系统日趋广泛应用，推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企业管理、销售服务等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形成人机协作的智能制造模式，生产组织向网络化扁平化平台化加快转型，产业链供应链加快重构，基于工业互联网的产业生态加快构建。
明确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和义务，加强数字平台的自律机制建设。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异军突起，电商平台、移动支付、网络购物、跨境电商、视频直播等竞相发展，成为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鼓励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引进一批信息网络技术人才，增强数字化转型能力。培育一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专业服务商，从线上营销、远程协作、智能生产等关键环节入手，为中小企业打造一批成本低、实用性强、易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
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必须从突破这些难点入手。第四，加强中小企业数字化专业人才培养，解决不会转问题。组织平台企业、龙头企业、链主企业和中小企业联合打造一批可用性强的数字化转型方案和示范案例，在通用设计中兼顾不同类型企业专业需求，增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对经济学界而言，则需要重新认识作为宏观调控手段基建投资的地位与作用。
当前，随着中国重化工业化进程到了中后期，能源，尤其电力消耗弹性系数显著下降，由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1.6左右下降到此后的1左右，奠定了2015年中国可以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并承诺2030年碳达峰的前提条件。在国际经济比较中，中国被定义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
作者为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 进入 曹远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基建投资 。由此，前所述及作为宏观调控手段安排的传统基建投资的扩大，充其量可以带来一时的短期需求的上升，但难以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目前在低碳经济领域，尽管投资旺盛，但因市场需求不足，形成持续稳定收入的资产不多，从而市场需求的创造成为首要问题。在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其机制也是符合市场经济方向的，机制是有效的，问题主要发生在资产配置的选择上。相对于其他不确定性大的高新科技技术，低碳尤其清洁能源技术是较为成熟的主流工业技术，投资风险相对较低，投资规模却十分巨大，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且可靠的组成部分。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较，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这是因为国际比较表明，发达国家投资占GDP的比重是在20%左右。特别是保障房建设，前项可形成对钢材、水泥的消化，后项可形成对家电、家具销售的拉动，并且有稳定房市，促进消费，保障民生的作用，一箭多雕，应优先安排，尽早进行。
所谓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关键是控制投资。对于那些相对较大的东亚经济体，虽有宏观经济政策，但因经济的外倾性使其在实施中变形甚大，例如人们经常提及的80年代日本广场协议后的宏观经济政策。
如果坚持扩大基建投资，不仅难以持续，而且会进一步扭曲经济，并使金融高杠杆，尤其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严重化。其中劳动力极为富裕，1980年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22.4%，资产和技术极为短缺，资产形成总额占全球的比重仅为2%，研发投入仅为0.5%。
相对于传统的固定资产投资，这既是高质量的技术投资，又是可持续的增量投资，有利于在质的大幅度提升中实现量的持续增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表面上是金融问题，但本质上是财政问题，既涉及央地财政关系，更涉及地方省市县财政关系。
按照2035年远景规划，届时中国要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即意味着到2035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会从43%向20%方向收敛。根据国家审计署2013年审计结果，全国2779个县中只有54个县级政府没有举借政府性债务，并且在省、市、县三级政府中，县级政府性债务增长最快，2010年-2013年三年内上升26.59%。与此同时，尽快推广生态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与完善，并纳入考核。改革开放伊始，中国要素禀赋极度失衡，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畸高畸低。
为提振经济，政府采取了扩大财政开支的方式，发行国债进行基建投资，主要用于高速公路、电网等建设，推动中国经济走出了困境。与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以地方融资平台为基本骨干的土地财政机制有一个暗含的前提，城市的土地价值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处于上涨的态势之中。
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国际产业转移是由地方政府所推动的。上述的情况表明，以基建投资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是中国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
二是，怎么看待作为经济发展重要驱动力的基建投资持续性。最近，在俄乌冲突和疫情冲击的影响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基建投资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再次受到重视。
2015年后，因世界经济长期停滞的新常态，中国出口增速持续变缓，致使产能持续过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此开始。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地方政府以土地为中介的融资活动，在加速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较为安全的金融资产，成为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基石。然而，与这些东亚经济体不同的是，中国的地方政府通过设立开发区，不仅自己充当专业开发商，进行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发展出了一整套基于土地批租制度的融资安排，既表现为地方融资平台的成长与壮大，也体现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生成与发展。目前，地方融资平台的资产主要是土地，土地资产除因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而妨碍民生外，更为重要的是其收入日渐明显的不可持续性。
面对新形势下的新争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中国将充沛的劳动力纳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后，资本、技术、资源等生产要素开始向中国集聚，表现为通过招商引资，发达国家工业产业向中国转移。
从目前的态势看，预计中国将在2028年实现碳达峰，届时碳排放将由现在的93亿-95亿吨上升到110亿-115亿吨左右，进而进入碳中和过程。综上所述，无论从当前稳定经济的实际需要出发，还是从国土整治的长远安排考虑，发挥中国独有的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优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以储备土地为抵押品，以土地升值为还款来源的地方融资平台是可以持续维持的。中国的这一做法始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评论留言